那天的晚会一直持续到深夜才散场，皇长孙威廉被皇储威廉带着，游刃有余在各位资本家中周旋，有些人还对他们行旧式礼节，但更多人只是保持适当的礼貌。
一般情况下资本家们是反感封建专制，支持民主的。不过魏玛的情况很特殊，封建势力跟大资本家之间存在联姻和身份重合，而从1919年至今接连几次经济危机导致资本家们破产无数，迷茫无措的情绪持续蔓延，对民主共和存在极大的不信任。所以部分资本家还挺怀念德二帝国时期的稳定与繁荣，不惜向专制臣服。
陈澄后来才知道，冯·赖歇瑙不仅出身容克贵族，是军方的人，他的家族也是莱茵金属的大股东之一。当晚一同赴宴的还有他出身西里西亚大贵族的妻子，亚历山德琳·冯·玛尔坦伯爵夫人，彼时她正怀着两人的第二个孩子。
克虏伯说的莱茵金属有军方背景，也许就是指他。
不过冯·赖歇瑙不是需要收集的角色，陈澄对这个纳粹元帅也不感兴趣，所以并没有深究。倒是因为对方的背景，她打消了找莱茵金属生产机炮的想法，转而又去了趟斯柯达厂，把机枪和机炮图纸都给了他们，剩下的部分则一股脑寄去了在苏联投资的飞机厂。
再次回到柏林时，此前宴会上听说的小道消息已经成了报纸头条新闻：几家德国的化工巨头合并成立IG法本公司，成为欧洲第一，世界第四的大集团。他们也打算顺应潮流，尝试福特制、泰勒制等工作制度，投身生产合理化运动的浪潮中。
生产合理化是大势所趋，几乎不可逆，但简单几个词背后却是数百万个失去稳定收入，嗷嗷待哺的家庭。虽然魏玛政府努力落实失业救济法，但在巨额赔款的压力下无法顾及全部的失业者。他们过得不好，就一定会诉诸暴力，要么向左，要么向右。
德共旗下收揽的大半是想掀桌的失业工人，这些人也聚集在纳粹旗下叫嚣新秩序。
小公寓里，陈澄又收到了一大堆私人信件。
台尔曼的信一如既往地简短，驳斥陈澄关于维护政府的言论，但赞同需要唤醒法制来建设国家。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，马斯洛夫-费舍尔的党内统治被终结了，他成功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，党内的问题暂时平息后，就进入到积蓄力量筹备下一次起义的阶段。
积蓄力量。
陈澄反复咂摸着这个词组，脑海中模模糊糊冒出一个想法：是否可以通过加速生产合理化运动，挤出大量失业工人，再把他们引导到德共旗下？既然她资本家的身份已经洗不掉了，为什么不借此帮德共一把，让他们抢在纳粹前面接盘倒台的魏玛呢？
这是个十分危险的想法，但似乎是可行的。
为了避免自己冲动下决定，陈澄翻开了其他信件。
接下来的这些信件并没有什么新鲜事，戈培尔汇报演讲成果，夏莉聊她休假期间的经历，几个州救援队负责人汇报出动记录，投资的那些公司汇报经营情况。
这些平常琐碎的东西无法打消她脑子里那个危险的想法，反而使它变得更清晰：就从她投资的那些公司下手，拆分生产全流程，每个流程安排专门的工人轮班工作，所有要被辞退的员工都提前联系当地德共负责人收容，精准导向该去的地方，以防被纳粹截胡……
她扔开信件和学习笔记，决定出去走走。
陈澄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漫无目的地在柏林街头漫步了，上一次还是1922年的那个平安夜。跟冬天过早天黑不同，柏林的夏天白昼很长，七八点依然亮堂，一半来源于天色，一半来源于灯光。道路两旁亮着煤油灯，各色招牌闪烁，汽车和自行车沿着道路流淌，一旁是更加静谧的施普雷河，倒映着穿行其中说笑聊天的人们。
身处其中，她只觉得十分割裂。
“都说兴登堡上台是给魏玛敲丧钟的，但他上台已经快4个月了，表面看起来一片风平浪静。”她穿过说笑着的男男女女们，沿着街道随性转弯，路过一栋栋平整的房子，无心欣赏不太统一的“欧式风格”：“是因为我现在身处剧本中吗？”
系统没有回应。
剧本的走向会完全还原历史吗？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陈澄脑海中，始终没有获得答案，有时候她以为虚假的事情却是真实，有时候以为真实的事情却是虚假。
她停在一条热闹的街道前，跟着人群涌入十字路口的酒吧。因为此前在巴黎吃过亏，进去后她就远离烟民，在门口买了盒口香糖，一边把玩一边找了个楼梯下的角落坐下，观察舞厅里跳舞的人们。
这间酒吧占地很广，居中的位置是舞池和乐队，两旁环绕着吧台和包厢，从挑高穹顶来看，二楼应该也属于这间酒吧，坐在楼梯下能隐约听到楼上有台球撞击声、说笑声、歌声和哒哒的脚步声。
舞厅里男男女女贴在一起，尽情律动。穿梭其中的人们并不都是富豪或贵族，有的人看起来刚下班，脸上的兴奋都掩盖不了疲倦；有的人夹着香烟的指尖发黑，大概从事一些长期接触化学物质或机油的工作；有的人不仅西装革履，甚至还拎着公文包，进门第一件事就是摘礼帽，然后向门口的服务生购买口香糖。
陈澄好奇地盯着那个买了口香糖但跟她一样没吃的中年男人，发现他大致扫视了一圈，就将那块口香糖交给一个过路的服务生，服务生拍拍胸脯离开，很快消失在人群中。她等了一会儿，没等到服务生再回来，倒是发现那中年男人也离开了。
看起来好像间谍接头。
想到一战后英国在德国安排的大量间谍人员，陈澄心里更加好奇。她在一楼找了一会儿，特意找到同一个服务生，把手里的口香糖交给对方。
年轻的服务生热络地笑笑：“新客人？是谁？”
她答不上来，犹豫一瞬后，将另一颗口香糖也放进他手里。
对方没有再问，收下口香糖，笑着拍拍胸脯：“2楼17号房间。”
暗号居然正确了？
陈澄按捺不住加速的心跳，尽量镇定地上楼，找到对应的房间，推门进去。
房间布置得就像普通的小旅馆客房，有床有桌子，桌子旁有张带靠背的高脚椅。她坐到椅子上查看桌子，发现上面摆着啤酒香烟巧克力，抽屉还有些生活用品，梳子、做发型的发圈和发卡、毛巾和手帕等。
她检查了每个抽屉，没有发现夹层，又走到窗边拉开窗帘一看，是繁华的夜景。
敲门声响起，两个浓妆艳抹的女人走进屋子，后一个顺手关上门，前一个举起手中的香烟吸了一口，一边朝她走来：“先生怎么称呼？”
陈澄不知道对方来历，决定瞎编一个：“C。”
前一个女人自然地招手：“C先生，坐下吧。”
她离开窗边，贴着床沿往外挪，坐在最靠近门的那个床脚，尝试在昏黄灯光下辨认出门是否被反锁，以及目测自己需要几秒能跑到门边，结果一扭头，正看见两个女人一个脱了外套，从床头的抽屉里翻出了手铐和马鞭，另一个掏出了绳子。
“……”陈澄猛地站起来：“你们要做什么？”
这是个蠢问题，因为对面的两人都笑了起来，明显是嘲笑。
经过简单交流，她才知道这是一场误会，把口香糖给服务生不是接头暗号，或者说，不是间谍的接头暗号，而是联系赚外快姑娘们的方式。有指定就指定，没有指定就由服务生随机分配接单。
这两位还以为接的是大单，没想到是误入的菜鸟。
陈澄捂脸，一时间不知道该不该道歉，只好问：“那价格是？”
“30马克一小时。”
她掏了60马克：“我们聊会儿吧。”
嘲笑变成了好奇和怜悯，两个姑娘收起工作用品和钱，坐了下来。
陈澄的问题很多也很杂，她想知道她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份工作，怎么看待失业人数增加而政府的救济法案不能完全覆盖，怎么看待政党，怎么看待左和右之争，怎么看待一战后的德国社会，有没有梦想，有没有想过未来。
她很迷茫，感觉那条邪门路子像喝饱了水的多肉一样逐渐丰盈且诱人。
两个姑娘以为她是记者或者作家，很兴奋地谈论着各自的答案。
她们不在乎政党，不在乎救济法案，没有梦想，更不会思考未来。她们居住在城市里的贫民区，没有正式工作，白天在商店或是在公家单位打零工，晚上出来兼职。选择这份兼职的原因很简单，好做，且来钱快。赚到钱后，她们会用来买自己喜欢的东西，衣服鞋子、香水首饰、甜品糖果、书籍唱片电影票……
“为什么不存钱？”
“经历过1923年那次涨价，傻子才存钱等着看它变废纸。”
为什么不找一份正经工作，比如女佣或是打字、速记之类的？
当然是因为轻松且自己也开心。兼职可以赚的更多，可以拒绝客人，可以解放自己，还可以反驳那些说妓女都有悖德癖的人……
什么时候开始的？
1923年，法国人占领鲁尔后，买不起吃的……
家里人知道吗？
一开始就知道，不过他们以为法国人走后就结束了，不知道美国人又来了……
陈澄把身上所有现金都给了她们，从酒吧出来后，重新思考起那个念头：与其像冯·赖歇瑙说的那样，把失业工人全塞进军队，让纳粹去发动复仇战争和侵略战争，为什么不让德共吃饱壮大，再建红色德国？
但这不是一朝一夕，一年两年就能完成的事情，在过程中，人们可能会饿死，会为了生存去偷、去抢、去卖身，用灵魂和肉体换取一线生存的希望，直到走投无路。造成这一切悲剧的只是她突然冒出来的邪念，为了达成某种看似高尚的目的。
她将成为十恶不赦的资本家，成为自己口中亮眼的路灯挂件。
而她本可以不做这些，本可以不让双手沾满血泪。
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，邻居的归来将她从无数恐怖的脑补中唤醒。她环视四周，终于想起自己身处买下的公寓，并不是官员或是政客。
政治不是非政治人物生活的全部，她还有另一种选择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