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周，林溪开始负责调浆糊。
这是陈砚在周一早晨交代的第一件事。他打开柜子，取出一个小陶罐、一袋小麦淀粉、一个带刻度的玻璃量杯，还有一根玻璃棒。
“小麦淀粉，不要用面粉。”他将淀粉袋放在工作台一角，“比例是百分之三到五，根据纸张状态调整。水质用蒸馏水，自来水有杂质，久了会泛黄。”
林溪看着这些工具，它们摆放在灰色垫毡上，像一套简易的化学实验器材。
“怎么判断浓度？”她问。
陈砚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碟子，倒入少量淀粉，加水，用玻璃棒搅拌。浆糊逐渐变成乳白色，质地均匀。“像稀牛奶。不能有颗粒，也不能太稠。调好后静置十分钟，让淀粉充分吸水。”
他示范完，将玻璃棒递给林溪：“今天你来调。先调百分之四的，中等浓度，适用大多数情况。”
林溪接过玻璃棒。玻璃表面光滑冰凉，几乎没有残留的感觉——要么是新的，要么被彻底清洁过。她按照步骤操作：量取淀粉，倒入蒸馏水，缓慢搅拌。浆糊在玻璃棒下旋转，逐渐变得均匀。她想起小时候和母亲做甜点的场景，搅拌面糊时的那种专注。但那是不同的专注——那个专注里有期待和甜蜜，这个专注里只有精确。
调好的浆糊放在一旁静置。陈砚已经开始了今天的工作：一批民国时期的私人信件，需要拆开原有的简陋装订，重新整理、修补，制作成保护性的夹板装。
信件装在无酸纸盒里，一共二十七封。陈砚戴上手套，用竹起子小心翼翼挑开原有的订书钉——那些铁钉已经锈蚀，在纸面上留下了褐色的锈斑。
“这种程度的锈蚀，”他说，镊子夹起一枚取下的订书钉，“已经渗透到纸张纤维里，去不掉了。只能尽量淡化，防止继续扩散。”
林溪看着他用药棉蘸取稀释的草酸溶液，轻轻点在锈斑上。化学作用产生微小的气泡，锈色逐渐变浅。每个斑点处理完后，都要立即用清水棉签中和，再用吸水纸吸干。
“你来处理信封。”陈砚将另一个盒子推过来，“大部分信封只是边缘磨损，需要加固。少数有撕裂，需要修补。”
林溪打开盒子。里面是浅黄色的信封，尺寸不一，右上角贴着民国时期的邮票，盖着模糊的邮戳。她拿起第一个信封时，指尖传来轻微的触感。
不是强烈的情感，更像是一层薄雾：寄信人的匆忙，收信人的期待，邮递员在雨天递送时的湿冷。这些感觉模糊而遥远，像隔着一层毛玻璃。她能承受。
她开始检查信封的状况。边缘磨损，尤其是封口处，反复开合导致纸张起毛。她用毛笔蘸取稀浆糊涂在磨损处，再用一小条薄绢纸加固。这个工作需要耐心，每个信封的处理时间大约五到十分钟。
工作到第三封信封时，林溪注意到一些细节。这封信的寄出地址是上海，收件地址是北平，邮票图案是孙中山像，邮戳日期已经模糊。信封背面有一小块水渍，形状不规则，边缘晕开。
她拿起信封仔细看。水渍的颜色比周围纸张略深，触摸时有轻微的凹凸感。很普通的损坏，在旧信件中很常见。
但当她的指尖无意中拂过水渍中心时，一股寒意突然窜上脊背。
那不是物理上的冷。是一种情感上的寒意：急促的、慌乱的、带着某种绝望的湿冷。画面碎片般闪过——雨夜，颤抖的手，墨水在潮湿的纸上洇开，字迹变得模糊。还有更深层的东西：告别，可能是永别。
林溪猛地收回手，信封差点从指间滑落。她定了定神，深呼吸。这种程度的冲击对她来说不算罕见，但在这个过于整洁安静的环境里，显得格外突兀。
“怎么了？”陈砚的声音从旁边传来。
她抬起头，发现陈砚正看着她，手里的镊子停在半空。
“没什么。”林溪说，“这个信封水渍有点严重。”
陈砚放下镊子，走过来。他没有碰信封，只是俯身仔细看。“普通的水渍。加固边缘就行，中间的痕迹不用处理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脸色不太好。”
林溪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脸。“可能昨晚没睡好。”
陈砚看了她两秒，没再追问，回到自己的工作台。但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林溪能感觉到他的注意力偶尔会飘向这边，像无形的探针。
她调整呼吸，重新拿起那个信封。这次她戴上了手套——虽然手套对能力的阻隔有限，但至少能提供一些心理安慰。加固工作进行得很慢，她刻意避开触碰水渍中心，只处理边缘磨损。
午饭时间，林溪没有去休息室。她留在三号室，从背包里拿出饭盒，坐在靠墙的椅子上慢慢吃。窗外的天空是灰白色的，云层很厚，看起来要下雨。
陈砚也没有出去。他泡了一杯茶——林溪注意到他用的是自己的保温杯，不是公共的——坐在工作台前，一边喝茶一边翻看一本关于纸张纤维的专著。
房间里只有翻书声和轻微的咀嚼声。这种沉默并不尴尬，反而有种奇怪的舒适感，像两个彼此不打扰的陌生人共乘一部电梯。
“那个信封，”陈砚突然开口，眼睛还盯着书页，“有什么特别的吗？”
林溪停下筷子。她思考了几秒，决定说实话——部分实话。
“水渍的形状让我想起一些事。”她说，“小时候有一次，我不小心把水洒在一本重要的书上。那种慌乱的感觉，和这个信封给我的印象有点像。”
陈砚抬起头。他的眼神很平静，没有探究，只是倾听。
“慌乱？”他重复这个词。
“嗯。好像写信的人很着急，或者环境很糟糕。雨水打湿了信封，但信还是得寄出去。”
陈砚沉默了一会儿，喝了一口茶。“民国三十七年，”他说，“那封信的邮戳虽然模糊，但能看出是民国三十七年。也就是1948年。那一年很多地方在打仗，很多人逃亡，很多信件寄出去就没了回音。”
林溪看着他。这是她第一次听到陈砚谈论历史背景，而不是纯粹的技术细节。
“所以水渍下面，可能是一个故事的碎片。”她说。
“所有的修复都是和碎片打交道。”陈砚合上书，“纸的碎片，墨的碎片，时间的碎片。我们的工作就是把它们尽可能完整地拼起来，虽然永远不可能恢复原状。”
“但至少能让它们被看见。”
“被看见，”陈砚重复这个词，语气里有一丝林溪读不懂的东西，“有时候被看见不一定是好事。”
他没有解释这句话的意思，起身去洗杯子。水流声响起，谈话自然结束。
下午的工作继续。林溪处理完了所有信封，陈砚则拆完了所有信件，开始逐页检查信纸的状况。有些信纸折叠处已经断裂，需要溜口加固；有些墨迹洇化，需要局部干燥处理；还有些沾上了不明污渍，需要用专门的溶剂测试。
三点左右，周所长敲门进来。
“陈砚，那批家谱的委托人来了，想看看进度。你有时间接待一下吗？”
陈砚放下手里的信纸：“家谱下个月才开始修，现在看什么进度？”
“人家就是想提前了解一下，毕竟是很重要的家族文献。”周所长的语气有点为难，“你就简单介绍一下修复方案，十分钟就行。”
陈砚沉默了几秒，点了点头：“在会议室？”
“对，我让王姐泡茶了。”
陈砚起身，脱下手套，整理了一下衬衫袖子。走到门口时，他回头看了林溪一眼：“你继续检查信纸，有不确定的放着等我回来。”
“好的。”
门关上后，房间里只剩下林溪一个人。她停下手里的工作，活动了一下僵硬的颈椎。窗外的云层更厚了，天色暗下来，房间里需要开灯。
她没有立刻开灯，而是让眼睛适应昏暗的光线。在这种光线下，纸张的颜色显得更沉，墨迹更深，时间的痕迹更加明显。她走到陈砚的工作台前，看着他正在检查的那封信。
信纸是常见的直行红格笺纸，墨迹是深黑色的，字迹工整有力。内容是关于家庭琐事：孩子生病，物价上涨，期待团聚。普通人的普通生活，在动荡年代里的一点微光。
林溪没有碰信纸。她只是看着。那些字迹在昏暗光线里仿佛有了生命，每一笔每一画都承载着书写时的心情：担忧，疲惫，还有一丝坚韧的希望。
她转向那个装着民国信封的盒子。犹豫了一下，她还是拿起了那个有水渍的信封。
这次她做好了心理准备。指尖轻触水渍边缘，感知再次涌来，但比上午温和了许多。也许是有了预期，也许是昏暗的光线让一切变得柔和。
她闭上眼睛，让那些碎片在意识里展开：
雨声。不是温柔的雨，是急促的、敲打着瓦片的雨。房间里有煤油灯的光，晃动的，不安的。一只手在写信，手指因为寒冷或紧张而微微颤抖。墨水在纸上流动，字迹很快，几乎潦草。写到某个地方时，笔尖停顿了——不是因为思考，而是因为听到了什么声音。脚步声？敲门声？不确定。
然后纸张被匆匆折叠，塞进信封。信封没有完全封好，就被塞进了口袋。人站起来，椅子向后拖出刺耳的声音。门开了，风雨灌进来。信封在口袋里，被雨打湿了一角。
画面到此为止。
林溪睁开眼睛，信封还在手中。水渍的边缘在昏暗光线里显得柔和，不再那么尖锐。她轻轻将信封放回盒子，盖上盖子。
这就是她的能力：通过触摸，读取物品上残留的情感印记。不是读心，不是通灵，只是一种过于敏锐的共情，通过物理接触被触发。小时候她以为所有人都这样，直到她发现别人摸到旧玩具时不会感受到制作者的喜悦，摸到祖传戒指时不会感受到历代佩戴者的悲欢。
这种能力让她成为了一个谨慎的触碰者。她尽量避免接触他人的私人物品，尽量避免握手，尽量避免拥挤的公共场所。古籍修复所是一个相对安全的选择——时间过滤了情感的强度，工作的严谨性要求她戴手套，保持距离。
但总会有意外。比如那个信封。
门外传来脚步声。林溪迅速回到自己的位置，拿起镊子，装作正在检查信纸。门开了，陈砚走进来，身后跟着周所长和一个中年男人。
中年男人穿着考究的深色西装，手里拿着一把黑伞，伞尖还滴着水——外面果然下雨了。他的表情有些焦虑，眼睛快速扫过房间，最后落在陈砚身上。
“陈老师，这就是我们三号修复室。”周所长介绍道，“这位是李先生，那批家谱的委托人。李先生，这位就是负责修复的陈砚老师，还有他的助手林溪。”
李先生点了点头，视线在林溪身上停留了一瞬，又转回陈砚：“陈老师，那批家谱对我们家族很重要。我祖父临终前特别嘱咐，一定要修好，传给下一代。”
“我们会尽力。”陈砚的语气很平淡，像在陈述事实。
“我知道你们专业，但还是想多了解一些。”李先生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叠照片，“这是家谱的部分页面，我拍下来了。您看看这个破损程度……”
陈砚接过照片，一张张仔细看。林溪也瞥见了照片内容——确实破损严重，有些页面几乎碳化，字迹模糊；有些粘连在一起，像一块厚重的纸砖；还有的被虫蛀得千疮百孔。
“火灾受损？”陈砚问。
“对，老宅失火，抢救出来的。”李先生的声音低了下去，“就抢出来这一箱，其他的都烧没了。这本家谱是唯一还能修复的。”
陈砚将照片还给李先生：“我们会先做全面评估，制定详细方案。修复过程会很慢，急不得。”
“我明白，我明白。只要能修好，时间不是问题。”李先生看了看工作台，“陈老师，我能看看您正在修的东西吗？了解一下您的工作方式。”
陈砚沉默了一秒。林溪能感觉到那一秒里的犹豫。
“可以。”他最终说，但补充道，“请戴手套。”
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副新手套递给李先生。李先生戴上手套，小心翼翼地凑近工作台，看那些正在处理的民国信件。他的目光很专注，带着某种敬畏。
“这些信……也是修复吗？”
“是的。私人信件，需要重新整理保护。”
李先生看了好一会儿，才直起身。“陈老师，您修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会想什么？”
这个问题让房间里的空气微妙地凝滞了。周所长轻咳了一声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陈砚已经开口：
“想怎么修好它。”
简洁，直接，没有任何修饰。
李先生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：“实在。我就喜欢实在的人。那陈老师，家谱的事就拜托您了。”
“应该的。”
周所长送李先生出去后，房间里重新安静下来。雨声从窗外传来，渐渐沥沥，敲打着玻璃。
陈砚站在工作台前，看着那些民国信件，许久没有说话。林溪也没有说话，只是等待着。她发现陈砚在思考时会有个细微的动作：右手食指无意识地轻敲桌面，节奏很慢，像心跳。
“你觉得他为什么问那个问题？”陈砚突然说，没有回头。
林溪想了想：“他想确认您是否足够重视。”
“重视不是靠想的。”陈砚转过身，眼神里有一种林溪看不懂的复杂情绪，“是靠做的。每一刀，每一笔，每一次按压，都是重视。”
他走到窗前，看着外面的雨。“那批家谱，对他很重要。不是文物意义上的重要，是情感上的。所以他会担心，会反复确认，会想看看我们怎么对待其他东西。”
“人之常情。”林溪说。
“是人之常情。”陈砚承认，“但情感会影响判断。他希望我们投入情感去修，可情感投入太多，反而容易出错。修复需要冷静，需要距离。”
林溪想起他说过的话：纸很诚实。
也许在他看来，情感是一种不诚实的东西——它会扭曲判断，干扰技术，让修复者无法看清纸张真正的需求。
雨渐渐小了，天空亮了一些。陈砚离开窗前，回到工作台前，重新戴上手套。
“继续工作吧。”他说。
林溪也拿起工具。但她的心思还在刚才的对话里。陈砚对情感的疏离，他对“冷静”和“距离”的强调，他对那个信封水渍下故事的漠然——如果那可以称之为漠然的话。
她突然意识到，陈砚可能不是没有情感，而是将情感严格地隔离在工作之外。就像他保持工作台的整洁一样，他也保持着自己内心的某种秩序。情感太混乱，太不可控，太容易留下痕迹。
而修复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是一种对抗痕迹的工作——对抗时间的痕迹，损坏的痕迹，但不增加新的、属于修复者自己的痕迹。
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呢？林溪想。将自我缩小到极致，只留下技术、原则、秩序，像一件精心维护的工具。
她看向陈砚。他正用镊子夹起一片几乎透明的补纸，对准信纸上的一个小裂口。动作精准，眼神专注，呼吸平稳。
雨停了。一缕微弱的阳光从云层缝隙中漏下来，照在工作台上，将纸张的边缘染成淡金色。
林溪低下头，继续自己的工作。
那一整天，她没有再触碰那个有水渍的信封。
